他不仅看不起我的出身，就其看不起我的作品，背地里骂我画的粗野，诗也不通，简直是一无可取，一钱不值。他还常说：画要有书卷气，肚子里没有一点书底子，画出来的东西，俗气熏人，怎么能登大雅之堂呢!
我明知他的话是针对着我说的。文人相轻，是古今通例，这位自称有书卷气的人，画得本极平常，只靠他的科名，卖弄身分。我认识的科甲中人，也很不 少，像他这样的人，并不觉得物稀为贵。况且画好不好，诗通不通，谁比谁高明，百年后世，自有公评，何必争此一日长短，显得气度不广。
当时我做的‘题椶树’，有两句说：“任君无厌千回剥，转觉临风偏体轻。”我对于此公，总是逆来顺受，丝毫不与他计较，毁誉听之而已。到了九月底，听说家乡乱事稍定，我遂出京南下。十月初十日到家，家里人避兵在外，尚未回来。
民国七年(戊午·1918年)，我五十六岁。家乡兵乱，比上年更加严重得多，土匪明目张胆，横行无忌，抢劫绑架，吓诈钱财，几乎天天耳有所闻，稍有余资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栗栗危惧。
我本不是富裕人家，只因这几年来，生活比较好些，一家人糊得上嘴，吃得饱肚子，附近的坏人歹徒，看着不免眼红，遂有人散布谣言，说是：“芝木匠发了财啦!去绑他的画!”一般心存忌嫉、幸灾乐祸的人，也跟着起哄，说：“芝木匠这几年，确有被绑票的资格啦!”
我听了这些威吓的话，家里怎敢再住下去呢?趁着邻居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带着家人，匿居在紫荆山下的亲戚家里。那边地势偏僻，只有几间矮小的茅 屋，倒是个避乱的好地方。我住下以后，隐姓埋名，时刻提防，唯恐给人知道了，发生麻烦。那时的苦况，真是一言难尽。到此地步，才知道家乡虽好，不是安居之 所。打算从明年起，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乡来住了。
民国九年(庚申·1920年)，我五十八岁。春二月，我带着三子良琨，长孙秉灵，来京就学。
我跟梅兰芳认识，就在那一年的下半年。记得是在九月初的一天，齐如山来约我同去的。兰芳性情温和，礼貌周到，可以说是恂恂儒雅。
那时他住在前门外北芦草园，他书斋名“缀玉轩”，布置得很讲究。他家里种了不少的花木，光是牵牛花就有百来种样式，有的开着碗般大的花朵，真是见所未见，从此我也画上了此花。
当天，兰芳叫我画草虫给他看，亲自给我磨墨理纸，画完了，他唱了一段贵妃醉酒，非常动听。同时在座的，还有两人：一是教他画梅花的汪霭士，跟我也是熟人;一是福建人李释堪(宣倜)，是教他作诗词的，释堪从此也成了我的朋友。
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官家去应酬，满座都是阔人，他们看我衣服穿得平常，又无熟友周旋，谁都不来理睬。我窘了半天，自悔不该贸然而来，讨此没趣。 想不到兰芳来了，对我很恭敬地寒暄了一阵，座客大为惊讶，才有人来和我敷衍，我的面子，总算圆了回来。事后，我很经意地画了一幅《雪中送炭图》，送给兰 芳，题了一诗，有句说：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
（摘自《齐白石回忆录》白石老人亲述，由门人张次溪记录）
录者按：势利场中的炎凉世态，是既可笑又可恨的。
白石老人的北漂生活也同样的艰难，但真金不怕火炼，努力总会出头。
第二件：
“白石先生：兹着人送上清江鲥鱼一条，粽子一包，并向先生拜节。鲥鱼请嘱工人不必去鳞，因鳞内有油，宜清蒸，味道鲜美。敬祝节禧。”
落款是“廖静文、徐悲鸿，五月初四”。徐悲鸿将夫人的名字放在前面，除去对太太的一份尊敬之外又流露出与白石先生的一层亲近。
信中内容写得很清楚明了，因第二天要过节了，送上一条鱼和一包粽子给老先生拜节，表示一份心意。而这“鲥鱼”却不一般，不要说在上世纪50年代初，物资匮乏、交通不便时倍显珍贵，就是今天在北京吃到，也算是难得了。这鲥鱼因其肉质细嫩、味鲜异常，故与河豚、刀鱼并称“长江三鲜”。鲥鱼属于溯河产卵洄游性鱼类，每年初夏由海入江，产卵后降河入海。其他时候则不出现，因此得名“鲥鱼”。而且因其鳞片含优质脂肪和胶质蛋白，营养丰富，做法也就更不一般了。正如悲鸿先生所叮嘱“不必去鳞，因鳞内有油，宜清蒸，味道鲜美”，不仅送来美味，还考虑到如何烹饪，徐先生可算周到之至。
右侧题字释文：余与齐白石 徐悲鸿二君合影于北京西城跨车胡同十五号铁栅画室门前。
一九五一年冬月，森然。
（王森然(1895.8—1984.4)，原名王樾，号杏岩，河北定县人。国画家，美术教育家。擅长美术教育、美学、美术史论、中国画。与齐白石为忘年交。）
通过细读这封鲜活的拜节之信，来说明徐悲鸿、廖静文夫妇与齐白石之间所蕴含的那份珍贵的情感。更何况端午节本身有对先贤的纪念之意，因此我们也想借这封信，表达小辈儿对前辈们的一份敬意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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