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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溪子原创图文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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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现曹操墓的情况综述  

2010-01-01 11:58:12|  分类: 引用转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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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语溪子也的博客》中的一篇文字,特转引在此,以享博友:

关于发现曹操墓的综述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的一座东汉大墓为文献中记载的魏武王曹操高陵。曹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关于曹操墓也是众说纷纭,七十二疑冢、许昌城外、漳河水底、铜雀台下,一千多年来,曹操墓到底在哪里,一直谜团重重。对于曹操高陵的发现,文物界的专家认为:这一重大发现印证了文献中对曹操高陵的位置、曹操的嗜好,他所倡导的薄葬制度等有关记载是确凿可信的。而且获得了更多的历史信息,为曹操及汉魏历史的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篇章。同时,高陵发掘的成果也为汉魏考古树立了标准的年代标尺。

       从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村向西出发,到达西高穴村不过七八公里的路程。丰乐镇是西门豹祠所在地,这跟《元和郡县图志》推测的曹操墓在西门豹祠西7.5公里正好相同。

  墓地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券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主要由墓道、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

  墓地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通过一个39.5米的斜坡墓道,直接通到墓室门口,距离地面15米,相当于一栋五层楼房的高度。

  在墓室门口,可以清楚地看到,墓室分为前室和后室,中间有甬道相通,前后室顶部为四角攒顶,甬道为砖券拱形顶。前后墓室东西两侧各有一个耳室。

  考古人员说,仅在墓口一看,就可以发现葬制规格非常高,墓主人的身份也是非常显赫。

 

一、发现经过

盗墓者发现的曹操墓——

   “国内对于曹操墓的研究资料非常少,这次的发现等于填补空白。”主持此次挖掘的考古队队长潘伟斌有些激动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作为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曾经出版过《魏晋南北朝隋帝陵》一书,对于三国时期皇帝陵墓所在地做过考证,书中就初步判断曹操高陵应位于安丰乡西高穴一带。到了1998年4月,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在村边的空地里挖土时,意外发现了一块石碑。安阳市的文物工作者对石碑进行了拓片,并对石碑记载的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发现这是一块公元345年后赵建武年间的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的墓志铭,鲁潜墓志首次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方位:“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至墓名堂二百五十步。”

  随着鲁潜墓志古碑被发现,曹操墓的范围逐渐缩小了。可考古学家还无法确定的是,鲁潜墓志记载的高决桥又在哪里? 史料记载魏文帝曹丕曾从水路上前往祭奠其父亲,水路就是指沿漳河溯流而上,而西高穴村的位置正好在漳河南岸,距离漳河很近。

   通过实地查勘与考古论证,潘伟斌认为曹操墓葬的区域就在河南安阳县西高穴村往北方圆不到1000平方米的范围。潘伟斌把这片遍布着庄稼的平地称作曹操陵园区。这片区域距离邺城遗址三十里左右,同时在河南安阳县丰罗镇西门豹祠以西一个地势较高的岗岭上,遍布着沟壑与山脊,这同曹操《终令》的描述也相吻合。

  2008年上半年,央视《探索与发现》剧组拍摄专题片《寻找曹操墓》,安阳市的考古工作者应摄制组邀请,按照鲁潜墓志的记载,以鲁潜墓志发现地为基准点,对曹操陵园区可能存在的范围进行了测量。就在考古人员测量出的曹操陵园区范围内,位于西高穴村鲁潜墓志出土地西北约有500米处,有一处隆起的高台地,考古人员在上面发现了大量大型板瓦和宫殿建筑门上的泡钉。

   在2005年,当地村民因窑厂烧砖,从村中西南地取土,挖掘到五米左右时发现了与周围明显不同的土质。这些土质实为现墓地的夯土。河南是文物出土大省,一些有历史传承的村落更是充满各种传说。盗墓者对这些地方觊觎已久。那一次发现的墓地夯土理所当然地引来了盗墓者,并且对此进行多次盗挖。

  一年后,当地出现盗墓的情况被安丰乡书记贾振林得知,随后通知在当地调研的考古队队长潘伟斌。这个墓地距离之前被推测的曹操墓葬区不远的地方,到达现场后,潘伟斌发现了一个现代盗洞。他让村长徐焕朝用绳子绑着把自己放进盗洞,“当时没带照明工具,墓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潘伟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当晚他用相机拍了几张照片,七八分钟后就离开了现场。

   事后研究照片时,根据地砖、墓石的大小以及墓室的高度,潘伟斌判断这座古墓应属于东汉末年的王侯级大墓。但他“当时根本没往曹操墓的方向想”。

  一直到了2008年央视去拍摄时,潘伟斌的判断依然只是认为,此处“这极有可能是曹操墓或其陪葬墓中的一座”。

   安丰乡政府当时决定将墓穴盗洞回填。“我们一般是就地保护,并没希望挖掘。”潘伟斌说,“如果条件不成熟,挖掘出来担心反而破坏文物。”

  但是回填盗洞并没能阻挡盗墓者。两年间当地破获的盗墓案件就达到4起,抓获20余人。

  保护未果的情况下,潘伟斌开始报请河南省文物局对被盗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魏武王常用”成最有力证据——

2008年12月12日,对墓地的抢救性挖掘正式开始。当地政府为此给墓地周边的村民每户约1万9千多元的补偿。这对这个年平均收入3千~4千元的村民来讲,不是个小数目。

“在今年冬天下第一场雪的时候(2009年11月,记者注),我们终于判定这是曹操墓。”潘伟斌吐着烟圈,悠悠地回忆。此前发现的石璧石圭等高等级随葬品,逐渐唤醒了他脑海里关于曹操墓的推断。带有“魏武王常用”字样的铭牌陆续出土,最终成为他判断曹操墓的决定性证据。

挖掘开始时,考古队按工作惯例对现场进行封闭。因为古墓已经暴露但并未确定墓主身份,考古队的正式进驻并未引起村民太多关注。实际上,这次正式发掘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工作机会。因工程量较大,考古队雇佣一些村民协助清理现场。

“有考古队的老师在旁边教,他们看着我们刷土。”参与发掘工作的村民敦新全说。他自己参与发掘同时负责组织其他村民,他的妻子也在发掘现场工作。按照不同分工,有人每天15元钱,也有按照土方量计酬。工作时间早七点至晚七点,中午休息一个小时。“我亲手挖出一把剑呢。”敦新全比划着说,“一锹下去就挖着了。”村民们主要负责按照考古队划定的界限进行外围清理工作,发现器物后再由考古队员进行专业工作。

墓室中的样子并非如外界想象的器物整齐,摆放有序。“封门石已经被破坏了。”潘伟斌说,“里边满是积土。墓室已经破坏严重,器物和头骨都是清理过程中逐渐被清理出来的。”

 按照顺序,考古队最初先清理后期浮土,确定墓穴范围后,并进行了航拍,然后从墓道开进,逐层清理积土。先由负责全程摄影、摄像的考古队员在保留原始证据后,其他人再着手挖掘。

现在的墓地挖掘现场被一圈瓦棱板环绕,上方按照墓地面积搭建了长60米、宽27米的蓝色钢制防雨棚,墓区被塑料布遮盖,并用瓦棱板压住防风。墓区分为一号墓和二号墓。

考古队在一二号墓内共装了57盏照明灯以便开展工作。墓地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主要由墓道、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斜坡墓道长39.5米,宽9.8米,最深处距地表约15米。大墓占地面积约740平方米。一号墓中仍有工人继续发掘工作,二号墓即已确认为曹操本人的墓地。

在二号墓中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3具遗骸,一位为男性,另两位为女性。经人骨鉴定专家王明辉测定男性遗骸死亡年龄为60岁左右,与曹操本人66岁的去世年龄接近。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所原所长刘庆柱推测,其中年龄50岁左右的女性尸骨应为曹操的夫人卞皇后,而另外一具20岁左右的女性尸骨身份,目前无人能够确认。“不知道这个女孩是陪葬还是丛葬,目前还不清楚。”潘伟斌说。这些发现的骸骨除头盖骨外还有指骨等,需要清理后,由人骨鉴定专家判断部位,进行摆放。

 在此后,考古专家共挖掘出文物超过200件,除常见金银漆器外,有59件石牌铭刻有随葬物品的名称,其中八件圭型石牌上分别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古体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古体虎)大刀”等铭文。据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进爵为“魏王”,死后谥号“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

  有质疑者认为此处墓地极可能为曹操“七十二疑冢”之一。但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看来,“七十二疑冢”之说属于后人杜撰(有考证显示,曹操疑冢的说法最早出现于宋代)。“曹操疑冢是后来人想的,曹操是大奸臣,就怕人盗他的墓,我想这是后来的演绎。”他说。

   河南省文物部门认为,将此处墓地确认为曹操高陵是综合多种因素的结果。首先,这处墓地规模巨大,且未发现封土,符合文献中对曹操墓“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记载。第二,墓穴地点与史料记载以及11年前出土的后赵驸马都尉鲁潜墓志的铭文相符。加之发现有“魏武王”字样,以及相符的骸骨年龄,遂确认为曹操高陵。

  史上流传曹操倡导薄葬,而此墓地四壁无壁画,被认为是对薄葬的印证。但在考古队长潘伟斌看来,壁画并不一定代表着墓葬的高规格。潘伟斌说,“曹操墓里有非常复杂的帐幔,都是五彩的丝织品,他就没必要再画壁画了,也不可能再画壁画了。”

   潘伟斌认为墓道的长短与墓深是反映墓穴规格高低的重要指标。此次发掘的墓道近10米宽、40米长。比曾经发现的北齐皇帝墓宽近一倍,长度超出10米。而且15米的墓深十分罕见。铺地青砖长95厘米,宽90厘米,也远大于过去发掘的一般帝王陵墓里面30多厘米见方的墓砖。西高穴村村长徐焕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被发现的曹操墓周围,因为当地人认为“风水不好”,是唯一村内没有置坟地的地段。

  发掘文物中,除常见兵刃、礼器和珠宝外,还有镜台与书案。在潘伟斌看来,这些对于还原曹操个人真实生活与性格都颇有帮助。“一般墓葬是不随葬书案,也不随葬床,因为有棺材。但是他的书案和床都有,这些很有特色。”潘伟斌说,“可以知道他不但是武将而且也是文人。” 

   现在,所有出土文物已经从墓穴现场清出,存放在仓库中。当地文物部门希望发掘的器物都能就地开发、就地展示。考古队副队长任成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三具骨骼都不完整,除了头骨,还有肢骨等一些骨骼,需要人骨鉴定专家后期去逐件判断部位,摆放、整理,才能进入复原过程。

  而这处墓穴的发掘似乎只是一个开始。当地考古队已对墓地周边进行了调研。“作为一座皇帝陵墓,它周边应该有一些地面建筑,虽上部被破坏,但根基还在,经过调查发现我们是能找到的。”潘伟斌相信,对于“陵墓的外围还有没有随葬墓?他死时明确规定要在他的墓前留出足够的空间,做文武大臣陪葬用,他的陪葬大臣有没有?有多少个?都是谁?”这些一旦调查清楚了,关于曹操的疑团,世人对他本人还认识不到的地方,就都可以解决了。  

二、现场有关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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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掘墓坑)这座大墓在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南,曾多次被盗,为了及时有效的予以保护,2008年12月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局组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这座墓葬进行抢救性的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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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陵墓门)这个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主要由墓道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斜坡墓道长39.5米,宽9.8米,最深处距离地表大概是15米,墓平面略呈梯形,东边宽22米,西边宽19.5米,东西长18米,大墓占地面积740多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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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陵前室)据了解,墓虽然多次被盗掘,但仍幸存一些重要的随葬品,出土了器物200多件,包括金、银、铜、铁、玉、石、古、漆、陶、云母等多种质地。器内主要有铜带钩、铁甲、铁剑、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石龟、石壁、石枕、刻名石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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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室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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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陵出土刻铭“魏武王”石牌 )

在墓室清理当中发现有人头骨、肢骨等部分遗骨,专家初步鉴定为一男两女三个个体,其中墓主人为男性,专家认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吻合,应该是曹操的遗骨。

      最重要的随葬物品极为珍贵一共有8件,分别刻有“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等铭文。在追缴该墓被盗出土的一件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用慰项石”铭文,这些出土的文字材料为研究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的、最直接的历史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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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高陵出土画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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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陵出土刻铭石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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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陵出土刻铭石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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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陵出玉、玛瑙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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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六点依据认定曹操墓

潘伟斌表示,为了确认古墓是否为曹操高陵,国家文物局、社科院考古所、历史研究所等有关部门专家进行了多次论证,最终判定墓主人为曹操。

首先,这座墓葬规模巨大,总长度近60米,砖券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墓葬类似,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称;该墓未发现封土,也与文献记载曹操墓“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

  其次,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

  第三,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等文献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灵柩运回邺城,葬在了高陵,高陵在“西门豹祠西原上”。调查资料显示,当时的西门豹祠在今天的漳河大桥南行一公里处,地属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这座大墓就在西门豹祠以西。1998年,西高穴村西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也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位置就在这里。

  第四,文献还明确记载,曹操主张薄葬,他临终前留下《遗令》:“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也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葬虽规模不小,但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尽显朴实。

  第五,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据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进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出土石牌、石枕刻铭称“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

  第六,墓室中发现的男性遗骨,专家鉴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吻合,应为曹操遗骨。

 

四、有关曹操最后的岁月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即曹操死前一年多时,他开始考虑自己的墓地选址和营造问题。因作《终令》。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亦陪寿陵,其广为兆城,使足相容。”(《三国志·武帝纪》)

  由此见,第一,曹操肯定了“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的做法,并身体力行。他选定邺城西边西门豹祠以西的丘陵薄地作为墓址。第二,曹操主张“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也是对秦汉葬制的否定(秦始皇陵墓是在平地修建并堆积起来的,规模之大,亘古至今未有相匹者)。第三,曹操彰陪陵之制,出发点当在表彰有功。曹操在规划陵地时,特意“广为兆域”,用意是让“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

   曹操在临终前的《遗令》中,以“天下尚未安定,未得尊古也”为由,从自己做起,对古时丧葬之礼提出了挑战。《遗令》也是曹操弥留之时的遗嘱,是他最后一篇教令:

  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戌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 ??

  可以看出,曹操生前恐丧事奢靡不禁,所以预先准备了送终的衣服,分春夏秋冬装在四个箱子里,并作遗言说,“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同时,曹操在遗言中反复提到不得用金玉珍宝陪葬。

   曹操在逐步安排完最后几件事后,溘然死去。

  第一,国有储副,他人不得问玺。

       第二,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曹操好色,妻妾成群,知其姓氏者15人,其中13人为其生子25人。因而适时确立后妃名分和确立太子,都是有关社稷安危的大计。曹操进爵为王,已年逾花甲,这两件大事显得更为重要。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曹操于死前几个月,利用暂住长安之时,宣布立卞氏为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抚养诸子,有母仪之德。今进位王后,太子诸侯陪位,群卿上寿,减国内死罪一等”。

   曹操有25个儿子。长子曹昂已死。按照立嫡立长的传统,卞氏所生的儿子曹丕、曹彰、曹植便是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因此,曹氏诸子争立的斗争也就主要在一母所生的三兄弟间展开。

  从记载看,曹操诸多儿子中,或早亡,或功业平平,虽然大都封侯,但引起曹操重视的除丕、彰、植三兄弟外,只有一个曹冲。“曹冲称象”的故事至今仍家喻户晓。然而,建安十三年,曹冲13岁时得病而死。曹冲死后,曹操曾对丕说“汝曹之幸”。(注:其中“曹”乃“辈”之意)

  显然,曹丕要比他的两个弟弟更成熟、聪明,最终曹操为太子继位清扫了最后的道路。

   第三,使自己安然长眠于地下。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病死,群臣根据他的遗命,将其灵柩运回邺。丧事历时近一个月,建安二十五年(即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二月丁卯(4月11日)葬邺城西之“高陵”,即曹操《终令》和《遗令》中的所谓“寿陵”和“西陵”。曹丕和大臣们按照曹操生前的意愿办理其丧事。

  文中显示,陵墓“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墓中没有贵重的随葬品;高陵上的祭殿建筑,既不豪华也不坚固,所以仅几年后,“殿皆毁坏”。也正是由于墓葬隐蔽,且世人皆知墓中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所以历时几代,曹操的陵墓便湮没在历史的陈迹之中了。也正是如此,曹操墓地在哪里,逐渐成为了历史之谜。谜底直至今日方才揭开。     

 五、曹操墓仍存疑点?

   河南安阳的曹操墓“靠谱”吗?证据已经公布,议论之声却甚嚣尘上。尚未来得及去现场研究,河北省邯郸市历史研究学会会长刘心长根据媒体已经披露的信息提出了自己的几大质疑。

  “一是曹操本人的印玺没有随葬,但是如果能找到陪葬的卞氏皇后印玺,那么是最有力的证据;二是,曹操死于公元220年1月,2月葬高陵,如果‘武王’的谥号不是在1月到2月间做出的,这个墓就一定不是曹操墓;第三,出土的铭牌是什么作用呢?如果是墓葬,是否需要像博物馆的展览一样,在一个物品旁边放一个说明牌子写明这是××物品?”

  面对多方质疑,潘伟斌不服,他反问,“什么叫做最直接的证据?刻有本人名号的铭牌还不算是最直接的证据吗?” 

   对于一些学者提出的“这些兵器有没有可能是曹操生前赐给亲信的大臣,并被作为陪葬的呢?”

  潘伟斌一口否定,“如果这个人死在曹操之前,铭牌不可能出现‘魏武王’的称号;如果是在曹操死后,按照封建仪制那得叫‘先武王’或者‘先武帝’,怎么能直呼‘魏武王’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考古与古文字学家郝本性也认为,将如此多的随身物品赐给大臣并被其随葬,这种做法“不合常理”。

  刘庆柱则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明了“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铭牌的作用:“这些铭牌叫做遣册,主要用于登录随葬品的名目。但并不是说写了的东西就一定有,就像普通老百姓烧的冥钞、纸人纸马,有时候也起一种象征作用。(放个牌子)就算是我随葬了这些东西。”

   “这种遣册在汉朝是惯例,现在发掘的汉墓里经常有出土。马王堆一号墓里就出土了300多块竹简的遣册,二号墓里有400多块。”刘庆柱说。

  参加认定会的几位考古专家判断,和大块的墓砖、青石一样,石质的遣册与竹简相比,也是证明该汉墓规格之高的又一证据。

  “考古学是一门比较科学。证据够不够多是相对的,”刘庆柱表示。“我当然推荐他们进一步做更多的碳14、DNA等科学鉴定。而目前以安阳西高穴墓的规模、形制和铭牌来说,曹操墓的判断应该没有问题。”

  六、传说和历史中的七十二疑冢
       关于曹操七十二疑冢的民间传说最早始于宋代,据说曹操为了防止后人盗掘他的坟墓,在生前就做了周密的安排:曹操丨死后出殡时,邺城内所有的城门同时打开,72具棺木分别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抬出,葬入事先准备好的墓室内。此后,人们便再也分不清楚哪一座是曹操的真坟,哪一些又是迷惑世人的疑冢。
       罗贯中更在《三国演义》中,将传说加以渲染,成了曹操“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吾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就这样,传说成了“遗命”。而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也收入了一篇《曹操冢》。并将曹操陵墓的地点从邺城扩大到许昌城外,位置从地下延伸至水底,点出曹操墓更有可能在其设的七十二疑冢之外。此外,范成大在他的《石湖诗集》中也提到,他在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出使金国期间,曾经在讲武城外亲眼见到过曹操的七十二疑冢,而且临冢感怀,即兴写了《七十二冢》诗一首:“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 闻说北人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 而后,程卓在《使金录》中也振振有辞地宣称,他在出使金国的途中,曾亲历过曹操的七十二疑冢。此后,直至元明清三代,“七十二疑冢”一说广泛流传,不断的出现在一些文人的笔记、小说之中,不胜枚举。随着这些文学作品的流传,曹操墓之谜就更加引人注目,愈发的扑朔迷离了。
      而如今,在河北省临彰县讲武城以西至磁县一带,的确有一座座形同山丘的土堆,而且当地民间也相传这就是曹操七十二疑冢的遗迹。甚至有人认为这其中必有一座是曹操的坟墓。宋代的愈应符曾在《曹操疑冢》中讽刺到: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计到丘陇。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尽发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藏君尸。然而从晚清至民国,这些疑冢大多被人盗掘,从墓志看,墓主大多为北魏,北齐的王公要人。可据专家考证,这些虽然都是北魏,北齐皇族的陵寝无疑,但却与曹操的陵墓没有太多关联。更有传说,军阀混战年代,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古董商人为了寻找曹操的真墓,雇民工挖了十几座疑冢。除了土陶、瓦罐一类的东西外,一无所获。可见,对72疑冢悉数挖绝的方法,不是没有人试过,但始终莫得其所。
     那么关于七十二疑冢的传闻是不是可靠呢?其实,就像前面提到的,无论从历史文献和考古实证上说,都并没有证明七十二疑冢确实存在的证据。在今人看来,对曹操七十二疑冢的传说更多是时人针对于曹操生前善于权谋诡计、多疑阴险的批评。苏轼就曾评论“曹操阴贼险艰”,陆游也说“天心大讨曹”。由此看来,饱读史书的文人都如此否定曹操,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三国故事中,曹操更成了反面人物的代表。这种情况下,有关曹操的史实受道德评判左右,产生了“七十二疑冢”的传说,也就很好理解,不足为奇了。

七、河南有关方面现场答疑:

       2009年12月31日下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郑州就安阳县发现曹操高陵一事召开情况说明会,省内外多名专家出席。所长孙新民称,高陵的认定综合了多学科专家意见,已准备积极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参与说明会专家名单

    孙新民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郝本性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

    潘伟斌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西高穴考古工作队领队

    张志清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朱绍侯 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杜金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韩国河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现场答疑——

“七十二疑冢”系以讹传讹

    问:传说中曹操死后有“七十二疑冢”,这次发掘的是不是其中一个? 

    孙新民:关于“七十二疑冢”的说法,已有专家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民间传说,是以讹传讹的结果。北宋王安石诗作《将次相州》中“青山如浪入彰州,铜雀台西八九丘”的诗句,可能是最早言及曹操疑冢的。南宋诗人范成大诗作《七十二冢》明确提到曹操有“七十二疑冢”,后代文人罗贯中、蒲松龄等在小说、笔记中对此加以渲染,使“七十二疑冢”得以广泛流传,并且也使疑冢位置逐渐有了邺城、许昌、亳州、漳河河底等多个版本。例如,近代较为流行的曹操“七十二疑冢”所指的今河北磁县北朝墓群,经考古发掘证明为北朝东魏、北齐时期的帝王及皇族墓群,1988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曹操毫无关系。 

    关于曹操墓的地理位置,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死前曾颁布《遗令》,称其死后要“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与西门豹祠相近”。我们探讨曹操生平事迹,必须依靠《三国志》等信史,后代文人笔记、小说、诗作等文学作品的史料可信度明显低于史书记载。 

    近年来,河北、河南两省文物部门先后征集到了后赵建武六年的勒柱石刻和后赵建武十一年的鲁潜墓志,前者提到了西门豹祠殿基,后者记录了曹操墓与鲁潜墓的相对位置。两件文物的面世,使有关学者将曹操墓的具体位置推定在了安阳县安丰乡及其与河北省交界的漳河一带。 

    问:曹操的封号是“魏武帝”,为什么大墓出土的多件刻铭石牌上,铭文都是“魏武王”? 

    孙新民:在历史上,曹操有封号、谥号、庙号、陵号,这些各不相同,听起来比较复杂。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人(今安徽亳州)。其生前被汉献帝封为“魏公”,后晋爵为“魏王”。死后“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曹操之子曹丕称帝后,追其父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史称“魏武帝”。出土的刻铭石牌称“魏武王”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曹操称“魏武王”只有很短的时间,正是他下葬时的称谓。石牌不大可能铭称“魏公”或“魏王”,更不可能称“武皇帝”和“魏武帝”。

    8件石牌非现代人伪造

    问:有人认为,有的出土石牌被盗掘过,上面的铭文看起来也不是当时的文字,其真伪如何确定?有没有可能是盗墓者做的伪? 

    孙新民:大墓出土、征集的刻铭石牌及“慰项石”数量多达60件,部分已经残缺不全。这类形制、质地的文物应为首次考古发现,也基本未见于传世品之中。除“魏武王”这一谥号外,其它刻铭内容均为随葬用品的名称和数量,种类较多。刻有“魏武王”铭文的同类石牌共有8件,除其中1件是从盗墓分子手中追缴而来,其余7件均为科学发掘出土。“慰项石”是警方追缴而来,其形制不同于其它石牌,但刻铭内容与刻有“魏武王”的石牌类同。 

    石牌刻铭文字的字体比较统一,都是东汉后期流行的隶书字体,俗称“八分”,由早期汉隶演化而来。因此,大墓出土、征集刻铭石牌及“慰项石”等文字材料文物,包括刻有官称的画像石,从汉字书体特征、铭文体例的角度分析,其年代定在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没有疑问。再从这些文物的形制、制法观察,尤其是从铭刻随葬用品名称所见内容的角度分析,绝无一般现代人可以伪造的可能。

    人骨鉴定须找到曹操后裔

    问:何时对出土的男性人骨标本进行DNA鉴定,以确定其是否为曹操本人? 

    孙新民:目前,野外考古发掘工作刚刚告一段落,尽管一些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已经运用于发掘工作,但大量的文物保护和研究的实验室工作尚待展开,出土人骨标本的古代人类DNA研究也是其中之一。众所周知,现代人类DNA研究技术和方法已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从生物遗传学和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对古代人类遗骸中的DNA进行提取和分析,是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其研究的方法与理论并非十分成熟,因此出土人骨标本的古代人类DNA研究可能会面临一些技术难题,它取决于两个客观条件: 

    第一,西高穴大墓出土的男性人骨保存较差,生物遗传学DNA技术能否提取到完整、有效的遗传基因数据,只有在专业实验室的测试之后才能有科学、客观的答案; 

    第二,完全依靠生物遗传学DNA技术来判断该墓男性人骨是否为曹操,还有一个技术难题,即必须找到确定的曹操后裔,并成功提取遗传基因数据作为参照,二者才能比较研究。 

    问:为什么没有发现墓志铭? 

    孙新民:古代墓葬中出土的墓志铭一般都是记载墓主传记的文字材料。专家认为西高穴大墓没有发现墓志铭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 

    第一,东汉时期流行墓前立碑,埋入墓中的石刻是不多见的,考古发现更未见典型的墓志铭出土; 

    第二,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曹操有感于汉代立碑之盛祸国殃民,曾专门下过禁碑令,并要求后代对自己的墓茔“不封不树”; 

    第三,这一历史时期,正是墓葬地上石碑到墓中墓志铭的过渡时期,魏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墓志铭葬俗才逐步定型。目前,最早的墓葬墓志铭是发现于山东益都的《刘怀志墓志铭》,其纪年为南朝刘宋的“大明八年”,即公元464年,距曹操死亡的时间相差了240余年。因此,曹操墓未见墓志铭应该是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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